雖然在中國近代繪畫史上，徐悲鴻的地位與影響一直頗有爭議，褒之者視之為美術界的開山鼻祖，貶之者則斥若外行學閥。1950年代，徐悲鴻的聲譽與影響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頂峰，1980年代以后，他又一度幾乎被當作反面教材。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20世紀的中國繪畫，徐悲鴻的貢獻是巨大的。
由于劇烈的社會變革，整個近現代繪畫呈現出一部由傳統文人畫向新興畫家畫回歸的壯闊歷程。之所以把這個時代的畫家畫稱作新興，是因為在這個時代的畫家作品中，既包括了傳統畫家畫，也包括了西方繪畫(西方繪畫中只有畫家畫，沒有文人畫)。在這段歷史中，徐悲鴻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他因其個人的努力，同時因時代的需要與歷史的選擇，徐悲鴻成為那個時代美術領域領袖群倫的人物。他扭轉了傳統繪畫數百年來片面地關注于抽象的筆墨形式的單一化趨勢，對于中國新興而傳承至今的美術學院體系，也有首屈一指的奠基與建設之功。
徐悲鴻是個有大志、有能力、有韌勁，富有俠義氣的人，天生有副帶頭大哥的氣魄。他來自下層社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從小具有悲天憫人的超凡情懷。在為人處世上，他追求卓越，同情弱者，曾希圖以一肩之力，擔起改變社會不公的責任。在藝術上，徐悲鴻想要做到的，就是改變中國畫家不能畫，也就是造型能力貧弱的現狀，方法是借助西洋畫的寫實主義。這些，都與他從小所受的教育密切相關。
徐悲鴻雖然借鑒西畫，但他的動機是為了保留和發展中國畫，他的根本立場是東方的。他學習西畫，其目的不是革中國畫的命，而是立志于改良和發展中國畫，僅這一點就比許多激進者不知高明了多少。徐悲鴻提出著名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的理論，在當時對中國畫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三、四十年代或更晚一些，出現的一批借鑒西畫的成功者，無疑是這場美術革命的最大碩果。
徐悲鴻的主張，因契合了中國繪畫史發展的主線，成就了他在近現代畫史上獨享大名。他治下的美術學院及由此確立的中國美術教學的主流體系，幫助了無數中國畫家借助西洋繪畫科學的循序漸進之法，修復了缺失了數百年的造型能力。這為徐悲鴻贏得了在中國近現代繪畫史上無與倫比的現實功績，令他的藝術史意義甚至超越了在藝術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杰出畫家，如張大千、齊白石等。
由于個性與時代的原因，徐悲鴻的藝術思想及其實踐確實存在著毋庸諱言的失誤，但我們應該從理性上承認：他的失誤相對于功績是瑕不掩瑜的。在中國近代美術史上，對于這位偉人的種種缺陷與功績，我們更應冷靜面對。我們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完全可以下這樣的結論：當代人物畫的發展和取得的成就，是和徐悲鴻與早期一批探索者的努力分不開的。在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一段時間里，徐悲鴻的教育思想和體系將會繼續產生積極、良好的作用。（文/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