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我做為一個80后的畫家，沒有經歷過50、60年代的上一輩畫家的集體故事。我所做的只是遙遙觀看，從一些充斥著文本語言的影像資料中，去體悟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八十年代，產生了完整的中國當代藝術，離不開他們那時社會的政治形勢，“亂世出英雄”造就了一些在當時世界非常有影響力的畫家，如方力鈞、張曉剛、王廣義等等。
九十年代初，我們的國家是一顆冉冉而起的東方明珠，改革開放的大潮伴隨著我的記憶，當時的文化、經濟體系的改革，讓整個社會日新月異。
這二十年里，五零后、六零后出生的藝術家，正值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對當代藝術都有一顆熾熱的心。他們經歷了那個時代最殘酷的考驗，各種事件、運動對這一代人影響深遠，當時的藝術創作題材將時事更多的體現出來，“先天下之憂而憂”，集體意識的年代里，文本語言是藝術家思維形態的唯一組成模式。而這些，對于我們80后出生的新一代藝術家攀不可及。
九十年代開始到二零零零年之后的社會，從文本文化，轉變到了視覺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二十一世紀初的80后藝術家，肩負著一個多元化社會的表達責任。我們需要有自己的“觀看”方式，對于社會和社會中的所見所感，我們要有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觀看”思維，從而找到表述新的立足點。
事實上，“觀看”是人天生所帶有的意志。“觀看”今天我們生活在極速發展的社會當中，汽車與洋房、高樓與大廈、金錢與物質的時代，人性的疏離，當下人性的丑惡與自私，虛幻與現實并不罕見，縱觀人類發展史，大凡社會極速發展帶來的問題，都需要用幾倍的時間去解決。
其中最嚴重的問題，還是當下社會的環境問題，“污染”的責任足以拋掉任何形態和立場，而上升為使全人類焦慮的問題。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所“觀看”到的發展中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環境污染的社會。
例如你早上出門，被霧霾困擾的不知所措。你去談一筆項目，被環境因素所制約的項目因此有了成敗得失。你帶孩子去上學，總希望他多接觸外面世界的你，卻有了一種隱約存在的擔憂。
所以我的作品不是以形式上建立在一種宏大敘事的格局中，而是敘述對快樂和安康的向往，當下人真正缺少的東西無法尋找。我想把它們找回來，通過我——一個80后藝術家的畫筆和身體力行，以及我身邊朋友的畫筆和身體力行。
我的涂鴉創作用“小人”的方式來表達，把當下的社會和人物所處的人文現狀和自然現狀表現的更游戲化，把人的丑惡與自私、虛幻與現實更加的童真化。
從佛家的思想角度，“凡有所相，皆為虛妄”。我們生活在這個空間當中，所有的人和環境，皆為虛幻的狀態，就是一種定格時段。
因為我們不知道，每個人的前生和來世，更不知道在幾萬年前，以及更遠的故事，其實來講就是幾億萬年前的我們，都是由什么生物或者什么動物演變投胎而來，經過不斷的各種輪回，我們才變成今生的人。
所以我的涂鴉作品用涂鴉的方式，為了更能體現出當下人的虛幻，但是又要結合當下的真實，就是我們所“觀看”的，不外乎當下社會的人物、情與境，以及社會中的婆娑人事，其中最重要的，我們還需關注到我們當下的生活空間，也就是我們的家園。作為當下的藝術家，我不光用畫面體現出社會的現象，還用我的身體力行的行為來表達，對當下社會人的行為、環境和文明，缺失的道德等等。康德說：“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希望我可以這么做，而且很有效的做下去，我不會把信仰懸掛在墻壁上，信仰是一種感情，我希望它可以生根、發芽。
2015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