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楊堅受北周靜帝禪位，代周自立，建立隋朝，都大興城（今陜西西安）。同年，依北周制在洛陽置洛州總管府，又改東京六部為東京尚書省，稍后罷東京，次年罷總管府，置河南道行臺省；開皇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總監。
仁壽四年（604年），隋煬帝楊廣登基，以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遷都洛陽。同年，改洛州為豫州；大業三年又改豫州為河南郡，大業五年改東京為東都。大業十四年復置洛州，轄河南、洛陽、偃師、緱氏、閿鄉、桃林、陜、熊耳、澠池、新安、鞏、宜陽、壽安、陸渾、伊闕、興泰、嵩陽、陽城等18縣。這正是河洛地區的核心區域。當時的洛陽依然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據《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資治通鑒》等記載，起初，隋王朝和西域之間，因“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因此，隋王朝采取了許多措施來打通和西域的聯系，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
突厥族原游牧活動于今新疆阿爾泰山南麓，初臣服于柔然。西魏廢帝元年（552年），突厥破柔然，建立汗國。后逐步擴張，領土最大時，“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五六千里”，可汗牙帳建置在于都斤山（今蒙古境內杭愛山之北山）。隋初，突厥經常騷擾隋王朝，開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打敗突厥，突厥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兩部。
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西突厥泥撅處羅可汗敗于鐵勒，后隋煬帝令西突厥射匱可汗攻擊處羅可汗，“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大業七年（611年）處羅降隋。后射匱可汗統一了西突厥。西突厥控制的范圍，東到阿爾泰山，西到里海，不少西域國家為其所屬。其統治中心地區在今天的新疆伊犁河流域，汗庭位于龜茲北面的三彌山。
吐谷渾大體占有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帶，建都伏俟城（青海湖西）。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派遣裴矩出使鐵勒部，鐵勒部大敗吐谷渾。大業五年（609年），隋軍重兵進攻吐谷渾，吐谷渾可汗慕容伏允逃走，所部十萬余口、六畜三十余萬降隋。自此，“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興海東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發罪人戊守，進行屯田。又令裴矩建伊吾城，大業六年（610年）置伊吾郡。此次出兵吐谷渾是隋煬帝本人御駕親征的。《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記載，隋煬帝“令聞喜公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致引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余國，（隋煬）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
以上所列隋文帝、尤其是隋煬帝及其大臣裴矩等所進行的這些活動，對打通西城和內地、和洛陽的聯系，對絲綢之路的暢通發揮了重大作用。
關于隋代通往西域的具體路線，《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云：
煬帝即位，……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隋煬）帝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曹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隋亡唐興。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司州（王世充改洛州為司州）復為洛州，置洛州總管府。當年廢洛州總管府，置陜東道大行臺。武德九年（626年）廢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稱洛陽宮。貞觀十年（636年），置監察機構河南道，駐洛陽；貞觀十八年（644年），廢都督府。高宗顯慶二年（657年），改洛陽宮為東都。唐光宅元年（684年），改東都為神都。神龍元年（705年）改神都為東都。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都畿道，轄河南府、汝州、陜州、鄭州、懷州。天寶元年（742年）改東都為東京。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復為東都。天佑元年（904年）唐昭宗遷都洛陽。
唐代初年，在統葉護可汗統治西突厥時，國力達到鼎盛。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玄奘大師西行取經時，曾在碎葉（素葉）看到統葉護可汗打獵的盛況，并受到統葉護可汗的盛情接待，統葉護可汗還護送玄奘大師繼續西行。稍后，統葉護可汗被其伯父所殺，西突厥一分為二。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統一了各部，西突厥再次統一，重新走向強盛。賀魯自稱沙缽羅可汗，牙帳建在雙河（今新疆博樂、溫泉一帶）及千泉。賀魯進攻唐朝的庭州（貞觀十四年即公元640年所置，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兩國處于交戰形勢。
顯慶二年（657年）閏正月，唐高宗駕幸洛陽；十二月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階品并準雍州”。當年，唐高宗派程知節、蘇定方等大敗西突厥，沙缽羅可汗西逃到中亞的石國（今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被當地石國人擒獲，獻給唐朝。西突厥滅亡后，唐分西突厥故地置二都護府：一曰濛池，在碎葉川（今中亞楚河）西，一曰昆陵，在碎葉川東。
早在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滅高昌，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在當時絲綢之路北道的碎葉，中道的疏勒、龜茲，南道的于闐等四城駐軍置吏，以為軍鎮，即著名的“安西四鎮”。此后經過撤鎮、重設、碎葉軍鎮劃出等變遷，直到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年），唐王朝另在焉耆新置軍鎮，此后仍為“安西西鎮”。安西四鎮對保衛大唐邊防，保護絲綢之路暢通發揮了重大作用。
唐時由洛陽通往西域，主要通過西出敦煌這條干線，即所謂陸上（或沙漠）絲綢之路。而洛陽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當時的主要線路是：由洛陽分別經過揚州、洪州（江西南昌）到達廣州，再出南海。
隋唐時期，洛陽和絲綢之路有關的文物考古資料，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均有發現。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文物考古事業的長足發展，面世的此類資料更是豐富多彩。
1955年，在洛陽市老城北邙山唐墓中出土一批波斯銀幣，完整的有7枚，直徑2.60-2.70厘米，重3.70-3.90克。按其圖案特點當是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時期（459—484年）鑄造的。這批銀幣在洛陽是首次發現，對研究我國古代與波斯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1965年在洛陽市關林唐墓中出土一件乘人三彩駱駝，高38厘米，長31厘米，背白色，頭頂、兩峰、前頸和四肢有長毛為棕黃色，背上置藍、綠色毯子，峰間置一大型馱囊，下墊夾板，在夾板外露的各端分別系有豬、魚、圓口小瓶和鳳頭壺，馱囊前后置有綠色絲卷和白色絹卷，絹上坐商人模樣的小人。這無疑是唐代滿載絲綢西行經商最生動的形象再現。
1971年，在洛陽市關林車圪垱村唐墓中出土一件載絲絹三彩駱駝，高90厘米，長79厘米，昂首嘶鳴，背負駝囊，囊上搭絲絹、水瓶，漫步行進，造型生動，形象地表現了中國絲綢之路對外貿易的情形，同時也反映了唐代雕塑工藝的高度水平。同年，在關林唐墓出土1件玻璃瓶，高11厘米，腹徑11.50厘米，圓唇、小口，直頸，器身作球圓形，玻璃表面有一層銀白色銹蝕薄膜，呈現出與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紋。段鵬琦先生認為此為“薩珊玻璃器”，“是羅馬后期和伊斯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3至7世紀的玻璃器中經常出現。”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洛陽龍門東山發掘清理了唐代安菩夫婦墓，出土了一批和絲綢之路有關的珍貴文物。其中一枚羅馬金幣，直徑2.2O厘米，重4.3O克，圓形，正面為一頭戴王冠、留長須的半身男裝像，兩側有十字架，左邊緣處有銘文“FOCAS”，背面是有翅膀的勝利女神像，右手執長柄勾狀器，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體，左邊緣處有銘文“CTOPIA”。此系東羅馬皇帝福克斯的鑄幣，其鑄造年代為公元602-610年。這是洛陽出土的第一枚外國金幣，它與1955年洛陽北郊發現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同為絲綢之路的遺物，從而可以看出唐代洛陽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系及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1984年，在伊川縣白元鄉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唐代“三彩胡人俑”。高45厘米，頭戴白色幞頭，身穿黃色翻領窄袖長袍，一側翻領及腰為綠色，足蹬白色長筒靴，頭向右微仰，眼睛凝視前方，絡腮胡，右手握拳上舉，左手握拳前曲，作牽引狀。是一個牽駱駝胡人的形象。洛陽出土的“胡商俑”，高30厘米，頭戴尖頂胡帽，身穿右衽翻領短袍，腰束帶，腳蹬氈靴，手提水壺，背負貨囊，作躬腰前行狀，生動地刻劃了來洛經商的西域胡人形象。
除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出土文物外，在龍門石窟保存下來的吐火羅僧寶隆造像龕也是和絲綢之路有關的。而龍門北市香社行像龕“造像題記”中的安僧達、史玄策、康惠澄就有可能是昭武九姓國的安國、史國、康國人。（連載之四）
（作者系洛陽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研究會會長 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