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商貿之路，通過這條東西交通的大動脈進行經濟交流，是絲綢之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絲綢”是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輸出的大宗商品，是“絲綢之路”賴以得名的商品，我們首先從“絲綢”說起。
桑蠶業、絲織業，是我國古代的偉大發明之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會時期，我們的先民就已經逐漸了解了關于蠶和蠶繭的知識，如《路史?后記五》羅注引《向氏帖》就有“伏羲化蠶”、“伏羲作布”的記載；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人們已經懂得和掌握了養蠶抽絲的技術，如《通鑒外紀》等不少古籍就有關于黃帝正妃嫘祖教民養蠶、抽絲織布的記載，她被后世奉為“先蠶”。有關資料直接、間接說明，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我國最早的桑蠶業、絲織業中心或中心之一。漢、魏以降，直至隋唐，由于洛陽地處“天下之中”的優越位置，便利的交通，繁榮的商貿活動，河洛地區都不但是桑蠶、絲織業的中心或中心之一，更成了全國絲織品的最大集散地。隋代大運河的開通，更強化了洛陽全國水通交通中心、商貿中心的地位。位于龍門石窟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南的“北市絲行像龕”，開鑿于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至永昌元年（689年）；位于龍門石窟西山南端山腰的“北市彩帛行凈土堂”，系唐代洛陽北市彩帛行出資營造，這些都說明當時絲織品貿易已經有了行社一類的組織形式。
我國的絲織品大量輸出西域各國、各地區，不少古代文獻都有記載。《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記黃支國，說該國面積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而漢使前往黃支國等地，“赍黃金雜繒而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載說：玄奘法師在北印度那揭羅喝國佛頂骨城“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兩具”。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勃律國使者來，唐玄宗賜帛五十匹；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吐火羅使者來，唐玄宗賜緋袍及帛三十匹等等記載。
除我國古代文獻外，國外也有一些文獻資料記載中國桑蠶絲織事。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云：“秦尼策國（指中國）在左邊最遠之境。絲貨由陸道經歷諸國，輾轉而至波斯”，由于“自秦尼策由陸道往波斯，實行經短捷路程”。故可以“在波斯得見有大宗絲貨者”。相關資料真實地反映了我國的絲織品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大量輸往世界各地，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瓷器是我國通過絲綢之路輸出的另一項主要產品。中國是瓷器的故鄉，瓷器的發明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之一，在英文中“瓷器”與“中國”同為一詞（China）。考古發現證實了河洛地區是我國瓷器最早制作和使用的地區。1950年秋，小學教師韓維周在鄭州市二里崗采集到一些陶片和石器，經鑒定為商代遺物。1964年在洛陽北窯西周墓出土一件原始青瓷壘，高27厘米，保存完整，表面施青釉，胎色灰白，硬度較大。1966年在另一座洛陽西周墓中出土一件原始瓷尊，高19厘米。其他器型還有青瓷豆、青瓷罐、青瓷甕等。這些都是西周原始青瓷中的代表作品。
除鄭州、洛陽之外，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陽殷墟、西安豐鎬遺址等也都出土有原始青瓷。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器瓷。原始青瓷是在陶器制作技術的基礎上發明的。陶器不是中國獨有的發明，由考古發現可知，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先后發明了制陶術。但是，中國在制陶術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最早發明了瓷器，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我國陶器的發明和應用，已有近萬年的歷史。在河洛地區發現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制作精美，代表了那個時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夏都二里頭遺址已經出現了用瓷土（高嶺土）燒制的白陶器，在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遺址更發現了大量陶器，造型眾多，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正是在數千年制陶技術的基礎上，河洛地區的制陶工匠們掌握了燒成溫度的技術，并認識到高嶺土與一般黏土的不同，這為瓷器的發明提供了基礎條件。地處河洛地區之內的鄭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王都，因此，在鄭州商城遺址保存下來很多商代原始青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自原始青瓷發明后，我國的制瓷技術不斷進步。到東漢時出現質地比較高的青瓷，這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已達到成熟的境界，而唐三彩成為陶器制作最后的絕唱。至宋代時，名瓷名窯已遍及大半個中國，是瓷器業最為繁榮的時期，也是當時外銷的主要產品。當時的汝窯（宋代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市）、官窯（東京，今河南開封市）、哥窯（所在地有三說：一、即龍泉窯，分布于今浙江麗水市及其周圍一帶；二、在今浙江抗州；三、在今江西景德鎮）、鈞窯（古鈞州，治今河南禹州市）和定窯（古定州，治今河北定縣。窯址在今河北曲陽縣，古屬定州）并稱為宋代五大名窯。瓷器代替陶器成為生活的必需品，人類跨入了一個嶄新的瓷器時代。
五大名窯中的三大名窯，即汝窯、官窯、鈞窯，均處河洛地區范圍之內，可知當時河洛地區瓷器制造業之昌盛發達。其中汝窯的所在地為宋代京西路（治洛陽）所轄之汝州。汝瓷胎質致密，釉層勻凈，色澤雅潤，潔如玉，明如鏡，滑如脂，聲如磬。其色有粉青、豆綠、蝦青等，尤以天藍最佳，有“雨過天晴云破處”的美譽，宋時為宮廷貢品。《清波雜志》說：“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因此，傳世汝瓷甚少。現存世汝瓷，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等處。國畫大師李苦禪曾題寫道：“天下博物館無汝瓷，難稱盡善盡美也。”已經發掘的重要窯址有寶豐縣（宋屬汝州）清涼寺窯址、汝州市嚴和店窯址等。今宜陽縣城西一公里的二里廟瓷窯遺址，古時生產白瓷和青瓷等，其青瓷具汝瓷特征。考古資料表明，在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巴基斯坦、伊朗、敘利亞、約旦、伊拉克、埃及等都發現有中國古代的瓷器。
唐三彩是又一種通過絲綢之路向境外輸出的主要商品。1928年修建隴海鐵路時，在洛陽邙山腳下挖開了許多唐代的古墓葬，其中有大量塗有紅、綠、白三色釉的隨葬品，如各種動物、人物俑及各種器皿出土，被稱為唐三彩。在以后的時期里，洛陽又出土了不少其他色彩如黃、藍、黑、褐等釉色的隨葬品，但人們依然習稱“唐三彩”。唐三彩是表面施有釉彩的陶器。它的燒制歷史可追溯到距今1400多年的南北朝時期，唐代達到鼎盛，故后世稱之為“唐三彩”。洛陽是唐三彩的故鄉，是最早發現唐三彩的地區，迄今發現的唐三彩數量最多，品種最全，藝術、歷史價值最高，最具代表性，所以人們又多稱其為“洛陽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國唐代工藝美術的精華之作，它吸納了中國繪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優點，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鮮明的民族特色。洛陽出土的唐三彩已有三百多個品種，生動地反映出當時繁榮的社會面貌和精湛的釉陶工藝。洛陽龍門香山出土的三彩高頸瓶，是仿照佛教法器中的凈水瓶燒制的，而龍首杯、鳳首壺則是仿照西亞流行的獸首杯、扁壺制成的。從近年出土的三彩器物分析，盛唐是唐三彩制作的極盛時期，品種豐富，做工精美，產量巨大；天寶以后數量逐漸減少；安史之亂以后，其制作進入尾聲，逐漸衰落。唐代三彩釉工藝對宋三彩和清三彩都有影響，在日本曾仿制成所謂“奈良三彩”，朝鮮半島曾仿制成所謂“新羅三彩”。在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出土有三彩碗，今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埃及和蘇丹境內都發現有洛陽唐三彩，充分說明了當地人對唐三彩的喜愛，這也是唐代洛陽對外交流、通商貿易的重要物證。
1972～1976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對今鞏義市站街鎮大黃治村、小黃治村的唐三彩窯址進行試掘，遺址位于由南向北穿村而過的黃冶河兩岸臺地上，南北長約2公里。這里有斷斷續續的文化層和陶片堆積層，出土了大量窯具、小型藝術品范模、眾多的器物貼花范，以及建筑構件飾范等，出土的器物有爐、盆、杯、盤、玩具、建筑構件等。施三彩釉者居多。這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唐三彩窯址，燒造時代應始于隋末，盛于唐，下限在宋初。鞏義市即鞏縣，為隋唐東都之畿縣，先后分屬隋代河南郡、唐代洛州、河南府等，正是洛陽唐三彩的產地。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經濟交流，從一開始就相互的、雙向的。在大量中國商品輸出的同時，也有大量的西域出產品輸入我國。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保存有不少關于西域各國、各地來中國“朝貢”或經商貿易的記載，就反映了當時“輸入”的情況。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記載，貞觀九年（635年）夏四月，康國獻獅子。《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記載，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
除以上資料外，先后輸入我國內地的西域出產物品，見于記載的還有珊瑚、琥珀、珍珠、香料、貂皮等；農副產品則主要有胡桃、胡蔴（芝蔴）、石榴、胡豆（蠶豆）、大蒜、王瓜、胡蘿卜、苜蓿等。（連載之六）
（作者系洛陽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研究會會長 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