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把亞、歐、非三大洲連接起來，把古代的文明古國、文明地區連接起來，極大地促進了古代各地區、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對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產生了全面深刻的影響。
我國古代文明、古代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播西域諸國，史籍不乏記載。《北史》說高昌國（建都于今新疆吐魯蕃東南）“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文字亦華夏”，“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唐貞觀元年（627年），高僧玄奘赴印度拜取佛經，曾向戒日王講《秦王破陳樂》和唐太宗功德。唐初，王玄策先后三次出使印度。曾登印度耆阇崛山，“因銘其山，用傳不朽”；又在摩河菩提寺立碑。另據《新唐書?西域傳上》記載說，王玄策還曾在摩揭陀國立碑。
王玄策之外，在印度立碑的還有道希法師。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道希云：道希法師，齊州歷城人，他途經吐蕃到達印度，曾在那爛陀寺學習大乘佛法。他“有文情，善草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舊經論四百余卷，并在那爛陀矣”。以上所述玄奘大師和戒日王對話，王玄策、道希刻銘立碑等，都直接間接具有文化傳播的意義和作用。
《道德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經典之一，《道德經》傳入印度，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對此，道宣于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至麟德元年（664年）所編撰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有具體記載。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公元8世紀，我國的造紙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入阿拉伯，后又傳入歐州。這是影響人類文明的重大事件。1933年，在新疆羅布泊漢代烽燧遺址出土一張古紙；1957年，在陜西西安市霸橋發現一疊古紙；其后還曾先后在居延、甘肅天水放馬灘等發現古紙。這些古紙的年代表明，早在西漢時期，我國已經可以用麻纖維制作紙了。到了東漢時的蔡倫，更把造紙術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至今在距東漢洛陽城不遠的地方，仍有前紙莊、后紙莊等村落；在偃師緱氏鎮東北有造紙河，岸邊立有“造紙河遺址”標志，相傳均為當年蔡倫造紙之地。漢桓帝認為蔡倫造紙有功，命史官曹壽、延篤為蔡倫立傳，收入《東觀漢記》。今湖南省耒陽市保存有蔡侯祠，以紀念這位有偉大發明創造的古人。
造紙術傳入阿拉伯以及歐洲、北非后，便取代了埃及的紙草、印度的貝葉、歐洲的羊皮，“蔡侯紙”很快成為世界范圍內主要的書寫材料。關于造紙術的西傳，和一次有名的戰爭有關。《新唐書》曾提到怛羅斯城唐軍大敗一事，大體經過是這樣的：天寶十載（751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統領大兵三萬出擊，兵至怛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南），遭迂大食兵，兩軍相持五天，因葛羅祿部眾叛變，高仙芝軍大敗，率殘兵數千乘夜逃回。就是這次戰爭，大食俘虜了眾多包括有技能的唐人，如織匠、金銀匠、畫匠、造紙匠等。于是包括造紙技術在內的多種工藝技術從而西傳。此次戰爭中被俘的杜環，本為杜佑族子，在經歷十二年后自海路返回廣州。他回國后寫出的《經行記》一書，就有關于唐人“漢匠”在大食被“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品禮”等的記載。
造紙術之外，井渠法、印刷術、煉丹術、火藥、煉鋼術、指南針以及一些天文學、醫藥學知識等也都先后通過絲綢之路傳向了西方。
和中國文明、文化西傳的同時，西域廣大范圍內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華大地，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民的思想和生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發揮影響最大的是佛教。
佛教，別稱釋教、梵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紀時期的古代印度，相當于我國的春秋時代，距今約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它的創立者，為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王國境內，尼、印交界之羅泊提河東北部）凈飯王和王后摩耶夫人的兒子（太子）悉達多?喬答摩。悉達多，是他出家前的本名；喬達摩，亦譯“瞿曇”，是他的姓。后人尊稱他為“釋迦牟尼”。
佛教大致上通過二條路線向世界各地傳播。一為南路：公元前三世紀時，佛教先傳至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公元五世紀再傳至緬甸；公元12世紀時傳至泰國、柬埔寨等。此路以小乘佛教為主；一為北路：在我國西漢時期，已經傳至中亞各國，如安息、康居、大月氏等；后經中亞、過蔥嶺，傳至我國西部邊陲地區的于闐、龜茲、疏勒等地。公元一世紀前后傳入中原地區。至二世紀再由我國傳入越南，四世紀傳入朝鮮半島，六世紀又傳入日本。此路以大乘佛教為主。可以看出，這條路線其實就是人們所稱的“絲綢之路”。關于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記載，最早見于史籍而可靠的是：西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皈依佛教的大月氏王派遣使臣伊存至西漢國都長安，博士弟子景盧（《釋老志》作秦景憲）曾向他學《浮屠經》，但這時尚沒有宗教活動。
“永平求法”引出了洛陽白馬寺的創建。《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記載，到了晉代，洛陽有佛寺四十二所。這四十二所佛寺中，經今人可考者只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等十余個。
進入南北朝時期，佛教在東土大地進一步發展，北魏遷洛陽后，出現了空前的崇佛熱潮。延及隋唐，佛教發展到鼎盛階段，中國化的佛教正式形成。在佛教傳入中國后的長時期里，經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相互碰撞、消化吸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如宇宙觀、人生觀、道德觀，文學如小說、詩歌、戲曲，藝術如建筑、雕刻、繪畫、音樂、舞蹈、戲劇，科學技術如天文、地理、數學、醫學、音韻學、語言學，民俗及社會風尚方面如歲時節日、婚喪嫁娶、游藝娛樂、衣食住行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佛教之外，祆教、景教、摩尼教也是沿著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
西域的雜技、音樂、舞蹈藝術也曾對我國產生過重要影響。早在漢代，拂菻的雜技幻術已經傳入中國。《舊唐書》云：“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道世《法苑珠林》說：“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杖、刀、槊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至于西域樂舞，早在北朝時已陸續傳入我國。隋文帝定七部樂，隋煬帝定九部樂，至唐太宗時定為十部樂。其中除燕樂、清商兩部原為漢族樂舞以及高麗一部外，其余天竺、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西涼七部均來自西域或融有西域成分。史籍還常見有西域一些國家“獻樂舞人”、“獻胡旋舞女”的記載，都說明西域樂舞對我國樂舞藝術的影響。與樂舞同時傳入的還有西域的一些樂器。源于康國的潑寒胡戲，也叫乞寒潑胡。舞者騎駿馬，著胡服，鼓舞跳躍，以水相潑。或裸身赤足，成群結隊，用冷水相互潑灑，乞求嚴寒。據《舊唐書?張說傳》說：自武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唐中宗嘗御樓觀看。后因有人批評此種樂舞有失漢官威儀，效法夷狄等，在玄宗開元年間禁斷。因唐代又稱潑寒胡戲為蘇莫遮，故其樂典也叫蘇莫遮曲。
《魏書》載，北魏初年，太武帝拓跋燾時，西域大月氏“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由西域傳入我國的玻璃（琉璃）生產技術和玻璃制品，與我國的玻璃（琉璃）生產技術和玻璃制品有很大區別。它的傳入，促進了我國古代玻璃制造業的發展。
大約自隋代開始，印度的歷算書傳入我國內地。唐代，有瞿曇羅、迦葉波、鳩摩羅等印度歷數家來長安。《隋書?經籍志》載有《龍樹菩薩藥方》、《西域諸仙所說藥方》等印度醫書。唐太宗時，王玄策曾招天竺方士那羅邇娑婆寐，進奉延年藥給唐太宗；高宗時，曾遣東天竺盧伽逸多求長生不老藥，遣中天竺僧福生、那提赴南海諸國采集異藥；開元十七年（729年）六月，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曾獻質汗等藥等，說明西域的歷算、醫學等也和我國有所交流。（連載完）
（作者系洛陽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研究會會長 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