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一個疆域遼闊、歷史悠久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各地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huán)境不同，社會發(fā)展早、晚、快、慢有別，先后逐步形成了不同特色、不同內涵、不同發(fā)展歷程的地域文化，如中原河洛地區(qū)的河洛文化，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北的燕趙文化，山西的晉文化，陜西的秦文化，兩湖的荊楚文化，江浙的吳越文化，川渝的巴蜀文化等。在這眾多的地域文化中，河洛文化由于其延續(xù)時間之長久，流行范圍之廣大，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都是其他任何一種地域文化所難以與之相頡頏的。它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和核心，它構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它是中央文化、國都文化，統(tǒng)治文化，長期處于主導和正統(tǒng)地位。簡言之，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母體文化。
河洛文化的主要源頭和主要內容之一——位于黃河中游廣大地區(qū)的仰韶文化，由裴李崗等文化發(fā)展而來，是當時我國境內最先進的文化，已經(jīng)是一種比較發(fā)達的定居農(nóng)耕文化。一般認為，仰韶文化的早期、中期為母系氏族公社的繁榮期，晚期開始向父系氏族公社過渡。但也有學者認為，整個仰韶文化時期，均為父系氏族公社社會。安志敏先生曾高度評價了仰韶文化。他指出：仰韶文化對周圍地區(qū)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如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和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都接受過仰韶文化的影響。至于內蒙古的紅山文化和長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屈家?guī)X文化，甚至東南沿海的大灣文化所流行的彩陶工藝，都同仰韶文化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這充分表明仰韶文化在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上，占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①
仰韶文化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東到豫東，西到甘肅青海交界處，北到長城，南達湖北西北，歷時長達兩千年之久，被視為中華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對后來的華夏文明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仰韶文化發(fā)展而來的河南龍山文化，后成為夏文化的源頭。“夏文化直接淵源于河洛地區(qū)的河南龍山文化；從對夏王朝以后的中國古代歷史發(fā)展而言，河洛地區(qū)的河南龍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華夏文明、中華民族文化、漢文化的核心文化”，“華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國古代早期國家夏商文化及其更為久遠的河南龍山文化”。②
和裴李崗、仰韶、河南龍山等考古學文化大體相應的，關于三皇五帝、河圖洛書的神話傳說，也都是河洛文化的源頭和組成部分，它們同時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和組成部分。
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禮樂文化、儒家學說、道家學說、佛教文化等都是核心內容，而這些內容也都淵源于河洛地區(qū)。
禮樂文化有一個長期積累和發(fā)展的過程，它的萌芽甚至可以上溯至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而“夏商二代是禮樂形成的關鍵時期”。考古資料顯示，在偃師二里頭夏都斟鄩遺址，出土有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如青銅鼎、斝、爵，玉器有璋、琮、圭、柄形器，樂器有石磐、陶塤、漆鼓、銅鈴等。故有研究者稱“二里頭文化是禮樂文化的集大成者”（《河洛文化通論》）。夏亡商興。目前已在河洛地區(qū)（或河洛文化圈）發(fā)掘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都是商代禮樂文化的中心。
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初年，周公總結、繼承夏禮、殷禮，在洛邑制禮作樂，創(chuàng)立一整套完整的典章制度，禮樂文化成為爾后幾千年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二里頭文化與后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③“在孟子之前，儒學就是禮學”④，“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中心是禮”⑤，因此，制禮作樂的完成，標志著儒學的誕生。
此外，道家學說的開創(chuàng)者老子，法家學說的先驅者子產(chǎn)、鄧析，創(chuàng)立者李悝、申不害，集大成者韓非，“名家四子”的鄧析、尹文子，以及兵家的鬼谷子、尉繚子、魏無忌，陰陽家的杜文公、韓諸公子、馮促、閭丘快等，或本為河洛地區(qū)人，或長期生活活動在河洛地區(qū)，或二者兼之，可以說，以上這些學說學派都與河洛地區(qū)有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
東周之時，周王室哀微，先后多次發(fā)生王位之爭，洛邑大亂。“世代掌管王室典籍的司馬氏離周到晉，后轉趙、衛(wèi)，再轉至秦，王室典籍也隨之擴散到各諸侯國”，周王室的學者“隨之星散到各地講學謀生，逐步論為士，由‘學在官府’變?yōu)椤畬W在四夷’”（《河洛文化通論》）。東周文化、河洛文化的擴散、下移和傳播，對一些學術流派的形成和發(fā)展，對各諸侯國的文化發(fā)展，對各地域文化的發(fā)展，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東漢初期，“華夏首剎”洛陽白馬寺創(chuàng)建。東漢、曹魏、西晉時期，眾多佛經(jīng)在洛陽譯出，為佛教在中國的正式傳播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以老莊思想糅合儒學經(jīng)義的魏晉玄學，儒家、道家、佛家相融合的宋明理學等，均誕生和發(fā)展于河洛地區(qū)，它們都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容。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的《人民政協(xié)報》，刊發(fā)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羅豪才在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他指出：“河洛文化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古代黃河和洛水交匯地區(qū)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和主流。”
李學勤在《河洛文化與漢民族散論·序》中稱：“河洛地區(qū)處于中原的中心，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可以說代表著中原文化。”
李先登、楊英在《再論河洛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初期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一文中稱：“河洛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是主要源頭，因此，中國古代文明‘根在河洛’”；“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域是河洛地區(qū)”，“河洛文化在三代時期，在全國始終處于主導和核心地位”；“河洛文化在古代中國各地區(qū)各族的文化之中具有先進性，長期處于領先地位，不僅具有吸引力、融合力和凝聚力，而且對四方文化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許順湛在《河洛文化與黃河文明》一文中稱：“黃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區(qū)，黃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內。”
程有為在《河洛文化略說》一文中稱：“河洛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搖籃文化，是數(shù)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
張文軍在《河洛文化的融合性》一文中稱：“河洛文化正是形成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河洛文化“成為凝聚華夏民族的力量之源。”
以上我們摘引的這些對整個河洛文化體系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所處歷史地位的崇高評價，無疑都是十分中肯、十分恰切的。
就世界范圍而論，河洛文化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而且以河洛文化為核心文化的黃河文明是中國文明的主體，中國文明則是形成整個人類文明歷史上兩大文明體系，即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兩大“根基”之一。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國，即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黃河、長江、尼羅河、兩河流域、印度河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發(fā)祥地。
埃及位于非洲東北部尼羅河下游。公元前四千紀中葉，在北部尼羅河三角洲、南部尼羅河河谷地區(qū)先后形成了下埃及王國、上埃及王國；約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前后，上埃及國王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建立了統(tǒng)一國家。
從美尼斯建立的第一王朝，至公元前３３２年被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先后經(jīng)歷了３０個王朝。其中早期王國時期，含第一、第二王朝，約當公元前３０００～前２７００年，建都提尼斯，初步奠定了埃及專制國家的規(guī)模和基礎；古王國時期，含第三王朝至第八王朝，約當公元前２７世紀～前２２世紀，建都孟斐期。此時專制政體已經(jīng)確立和鞏固，開始大規(guī)模興修金字塔；再往后來，相繼為中王國時期、新王國時期。
古巴比倫位于西亞兩河流城。公元前三千紀上半葉，在兩河流域蘇美爾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不少奴隸制城邦；至前三千紀中葉，在兩河流域阿卡德地區(qū)也產(chǎn)生了一些奴隸制城邦；到前三千紀末葉，阿卡德建立阿卡德王國，并統(tǒng)一了兩河流域。約在公元前２１８９年，阿卡德亡國，兩河流域陷于分裂。約前２１１３年～前２００６年的“烏爾第三王朝”，曾統(tǒng)一了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尼亞。前１９世紀初，以兩河流域巴比倫城為中心，建立了古巴比倫王國，為阿摩利人首領蘇木阿布所建，（約當前１８９４～前１５９５），也稱巴比倫第一王朝。至第三代國王漢謨拉比時（約前１７９２～前１７５０）國勢強盛，約在前１７５８年重新統(tǒng)一了兩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奴隸制國家，曾頒布《漢謨拉比法典》，確保私有制和奴隸主利益。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其名稱源于印度河。由印度原始居民達羅毗荼人創(chuàng)造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也稱哈拉帕文明，約當公元前三千紀中葉～前二千紀中葉。由在今巴基斯坦境內印度河谷發(fā)掘的古代城址可知：當時青銅器已經(jīng)大量出現(xiàn)，在一種石刻印章上刻有文字和圖案，城址規(guī)模很大。由于印歐語系的“雅利安”人由中亞通過印度西北部山口進入印度河中游旁遮普一帶，哈拉帕文明開始走向湮滅。
許宏先生指出：西亞兩河流域周圍，沒有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以那里以種植小麥為主的旱地農(nóng)業(yè)體系形成后，很快向東西兩個方向傳播到緯度相近、地形和氣候條件相似的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在這三個地區(qū)農(nóng)業(yè)充分發(fā)展的基礎上，分別產(chǎn)生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其中埃及文明受地理條件限制，始終以尼羅河以及鄰近的沙漠邊緣為中心，相對孤立；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僅延續(xù)了１０００年左右即告消滅。因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中國文明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原初文明。⑥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指出：“從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來說，最主要的是兩極，即以西亞兩河流域為根基發(fā)展起來的西方文明和以東亞大兩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為根基發(fā)展起來的東方文明。這是兩個大的文明體系，它們是獨立起源，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發(fā)展的，只是到了西漢和羅馬帝國的時期才發(fā)生有重要意義的接觸和交往。此后這兩個文明體系本身的發(fā)展和相互關系，便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⑦
位于黃河中下游之交地域的河洛地區(qū)，是黃河文明的核心地區(qū)，是三皇、五帝活動的中心地區(qū)。當時這里的河洛文化，包括仰韶文化（約公元前５０００～３０００年）、龍山文化（約公元前２６００～２０００年）、二里頭文化（夏文化）（約公元前２０００～１６００年），都是當時神州大地上最先進的文化，是當時黃河文明、中國文明的核心和代表。
①安志敏《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紀念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８０周年》，《中原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②劉慶柱：《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光明日報》２００４年８月３１日。
③許宏《最早的中國》第１５頁，北京：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④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第１６２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⑤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⑥許宏《最早的中國》第２１頁，北京：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⑦嚴文明《東方文明的搖籃》，宿白主編《蘇乘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第６３９頁，北京：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河洛文化論衡》徐金星郭紹林扈耕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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